原标题：首席专访 21年前随克利夫兰管弦乐团首度访华的他，如今已是声部首席！
时隔21年后，克利夫兰管弦乐团重回中国，并且在4月2日、3日，他们将在奥地利指挥弗朗茨•威尔瑟-莫斯特的执棒下迎来深圳首演。音乐会前，我们采访到了21年前曾随团首度访华的约翰·克罗瑟，如今他已经是乐团现任巴松管声部的首席。
对于21年前的访华与首次访深他都有什么印象和期待呢？对于克利夫兰管弦乐团，他又有怎样深厚的羁绊？跟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讲述吧！
请问您是在哪一年加入克利夫兰管弦乐团的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年应考的经历吗？
我于1997年加入乐团。当年，我已经30多岁了，在乐团考试方面可谓身经百战。我的职业乐手生涯开始得比较晚（从25岁开始），应考克利夫兰管弦乐团是我所经历的第12次乐团考试。
考试在1997年6月举行。当时我已经在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工作，刚好前几周的白天与晚上都忙着录音，因此只可在深夜腾出时间练习考试的指定曲目。他们要求的曲目都不是热门作品，有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四交响曲，还有理查·施特劳斯不甚出名的交响诗等等。我进场考试后，他们突然要我吹奏一些既定曲目单以外的作品，霎时间变得很有挑战性。
还有，我在台上逗留了很长时间，没有半个小时都起码有20分钟。那年负责统筹招聘考试的是阿兰·吉尔伯特（前纽约爱乐乐团音乐总监，现任汉堡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音乐总监），当时他是克利夫兰管弦乐团的助理指挥！完毕后，我觉得自己的表现不错，猜想自己也许有机会晋级下一轮角逐：他们很有可能请我回到台上再次试音。
可是，拉尔夫·库里（他当时是克利夫兰管弦乐团大提琴声部乐手，1978年加入乐团，1997年也在乐团的人事部工作）走进等候室跟我说我已被取录了。我晃了一晃，以为自己还要再考多一轮，但不需要了。不久以后，我在时任音乐总监克里斯多夫·冯·多纳伊的办公室跟他讨论哲学，因为我在大学时主修哲学。
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，发生于同一天。考试过后，我打了一辆出租车。司机问我为什么到克利夫兰来，我告诉他我刚刚考进克利夫兰管弦乐团。他立刻把车停在路边，我顿时不知所措。他转过头来对我说：“你一定是迈克尔·乔丹。克利夫兰管弦乐团是世界上最棒的，我们都引以为荣，那里的音乐家组成了一支伟大的乐团。”我曾在其他城市的乐团演奏，但这样的一件事情却从未发生过。
21年前，你曾随克利夫兰管弦乐团，在多纳伊的率领下到中国内地巡演。对于当时的上海与北京，您还有什么印象吗？
那是我第一次到访中国内地。上海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，我看到周围都在建设中。上海的环境很国际化、欧洲化与德国化，我看得出这个城市十分热闹。到了北京，我感觉到处都是文化。在广场，一些陌生人走到我面前谈话，他们很想练习英语，我也乐意奉陪。
人与人之间互动经验令我觉得我正感受了人类一个伟大的时刻，尽管美国与中国的文化差异很大。有机会到访其他国家让我学到无论你在哪里，人就是人，在中国真是这样。主办单位的接待太好了：他们为我们铺上了红地毯，安排丰富晚宴，我们感激之至。
从马泽尔至多纳伊，再到现在的弗朗茨·威尔瑟-莫斯特，克利夫兰管弦乐团这几十年来的艺术特色肯定经历了不少变迁。相比其他美国的顶尖乐团，克利夫兰有什么区别呢？
我们以身为克利夫兰管弦乐团团员引以为荣。在这里，个体音乐家都愿意放弃自我，成就整个乐团。我们的声音与风格源自这个基本的心态。你聆听的是我们齐心合力，在同一时刻自发性地依据作曲家意愿的演奏，我们不会从自己的立场去演绎音乐，而是为了服务整体。奏出来的音乐没有自我，却与音乐本身最有关联。这就是我们的特征。每个晚上我们的演出都是达到固定的高水准，我们致力于献出指挥要求达到的演绎。
我们乐团整体远远超越个体音乐家。因此，我们的声音特别灵巧，因为大家愿意为音乐放弃自己，所以演出效果独一无二的音乐。个体乐手当然随时都可以驾驭舞台，但也可以退居其次，融入整体的音乐质感。能够把握这些不同层面实在很难，而克利夫兰管弦乐团却拥有这种超凡技巧。
我很想知道中国在过去20年的改变，我也想故地重游，再次参观那些文化景点，同时也希望探索古老与当代中国的新事物。我特别期待重游故宫博物院，因为很少外国人可以说，自己在一生之内曾两次到访故宫。我渴望探索很多新东西，尤其是古代与现代中国的艺术品。
我也期待结交新朋友。每一次我到国外，我发现人与人的互动、大家分享音乐这个普世语言，让我们可以相互连接，因为无论我们从哪里来，人就是人，是一样的。
美国传统“五大”交响乐团之一的克利夫兰管弦乐团，时隔二十一载再次访华，并首度莅深！奥地利指挥弗朗茨•威尔瑟-莫斯特，携手当下最炙手可热的俄罗斯钢琴独奏家丹尼尔•特里福诺夫，以两套截然不同的曲目搭配，再现德奥传统经典的艺术荣光和斯拉夫风格音乐的不朽辉煌。